當前的三四線城市房價上漲，是資本推動和成本推動。所謂資本推動型，三四線城市的房價和地價，主要是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的資本擠出效應和超額貨幣供給的結果，所謂成本推動型，主要是指房價上漲來自于資本成本的增加和土地稅費成本的增加。

　　日前，有媒體報道說，雖然8月20日的“大限”已過，但是，新限購令“靴子”何時落地仍難預料。絕大多數二三線城市都不愿意甚至很抵觸執行“限購令”。這在一些人看來莫名其妙，但實事求是地說，地方抵制限購政策，更符合邏輯，政策決策者應當提前想到應對的辦法。

　　很多人認為土地財政是導致地方政府暗中抵制的限購令的原因，確實如此， 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大體是1.4萬億元，2010年全國土地財政收入2.9萬億元，這些數據可能還都是表面的，真實的數據顯然都很難摸清楚。人們將原因歸咎于體制問題，體制永遠不是笨蛋或做壞事的借口，也不是一只令人討厭的狗，誰都可以踢上一腳。地方依靠土地財政生存發展，因此改變考核機制是必然的事情。以GDP增速論英雄的年代已經過去，不過，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一些城市對之似乎更為高興，因為標準的改變使得他們永遠都能是第一。如果還以老標準衡量，他們很可能就被西部省區超越。所以，改變規則是必然的事情了，正如中國GDP還沒有排第二的時候，西方諸國都在宣揚這種排名，一旦中國一個一個超過了他們，要么不提這事，要么翻臉宣揚以GDP論資排輩的害處，儼然忘掉他們當前領先我們的那種得意。因此，改變排名規則，會讓一些城市天然地當第一，這種嫌疑是擺脫不掉的。

　　不過，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前期集中精力發展一線城市二線城市，導致這些城市的成本不斷上升，各種弊端顯現。長期資金饑渴的三四線城市，迎來資金充沛的時代，因而迅速崛起，這也是客觀情況。中國必須要加快城鎮化的進程，實質上是要發展小城市，實現經濟結構的轉型，或者，資金轉移到三四線城市，也是一種需要。但是，正是這種客觀的需要與地方需要相結合，一股火熱潮流勢不可擋，初嘗賣地甜頭的一些地方政府，豈能就此罷休。

　　一旦讓這些地方吃到甜頭并且上了癮，想讓他們戒掉土地財政的癮是很難的。況且，對于地方政府而言，今年財政收入減少已經成為定局，但是，任務卻是結結實實的提升上來，他們還要面臨著眾多的保障房建設的任務。昔日欠債發展的模式，也遭遇到銀根收緊的瓶頸，因此，今年地方政府注定要成為備受煎熬的一年。不僅如此，土地出讓金還要有一定的比例，分給教育方面，粥少僧多的局面，正在形成。而且，地方債務數額巨大，很多也要依靠土地收入來還債。所以，地方暗地里抵制限購的推廣，或者表面支持限購令，但卻有對策來化解掉限購令的效力。

　　更重要的是，不要奢望限購令能夠打垮高房價和高地價，這是不可能的。即使樓價和地價下降了，還是基于貨幣供應的控制和房屋供應量的增加。原因在于，熱衷于玩存量概念，不去認真搞增量的政策，并沒有解決發展的問題。

　　限價限購限貸，樓市調控“限字令”全面升級。各種會議再多，都不如老老實實地做點實事，這文件那文件，還不如老老實實幫百姓解決點實際困難。熱衷于假大空的承諾，讓人失望更大。關于限購令這些事，雷聲再大，吹得再響，最終檢驗標準還是房價和地價降下來，不說太多，能夠降低到暴漲前的水平，都已經謝天謝地了。

　　我們以前說過，政策不可能將所有的地方都限購，那就退回到行政干預的時代。貨幣超發引發出來的洪流，不在這里爆發，就在那里爆出，壓是壓不住的。再堅固的巖石，也經不住如此猛烈的熱氣騰騰的巖漿沖擊。在這些合力的作用下，三四線城市從2010年開始，就開始飆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