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曲線購房規避限購令的現象并不鮮見。除了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對戶籍準入有較高門檻外,不少城市實行購房落戶制度,只要購入房屋達到一定面積,就可以遷入戶口。因此,非戶籍人口可以先買一套房,落戶后再買第二套。有人專門為各類勞動者及相關單位代理社保代繳、補繳業務,為異地購房者補辦社保證明。地方出臺調控細則一般是要求購房人主動提供家庭擁有房屋的證明,房屋管理局很少去實地核查,尤其對于家庭成員、親屬之間轉移、潛在擁有房屋的情況,不能實地查明,相關漏洞可能影響政策執行的效果。還有“假裝借錢以房抵債”、“先簽合同做委托公證暫不過戶”、“冒充員工騙取納稅證明”、“假結婚假離婚”、“以公司名義購房”等等。
三、保障房的保障對象標準有待進一步明確
隨著保障房建設規模日益擴大,與之相關的分配、運營和管理問題都提上了議事日程。圍繞保障性住房分配暴露出的一系列缺陷已經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問題,從去年到今年,從北方到南方,從東部發達地區到西部欠發達地區,瞞報、騙購、作弊、違規等腐敗問題層出不窮,嚴重影響政府的公信力,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加大住房保障是政府的責任,也是利國利民的好事,然而,如果具體政策設計不當,很有可能成為某些特權階層尋租、謀利的工具,誰都愿意不花本錢去享受政府公共資源的補貼,并借此而發個財產性收入的大財。但從歷次出臺房地產政策看,保障對象從來就是一筆糊涂賬,這次“新國八條”也不例外,對保障對象標準只字未提。從歷次房地產調控政策看,中央層面關于保障對象的政策規定非常籠統,只有原則性的規定,缺乏具體明確的衡量標準,這客觀上為腐敗行為的滋生打開了方便之門。因此,未來需要進一步根據收入、現有居住面積、資產狀況等因素制定保障對象具體明確的可量化標準,并根據實際情況建立保障對象的動態調整機制,同時確保在分配程序和實際操作中做到公開公平公正。
四、對住房需求“堵有余,疏不足”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某種商品價格快速上漲,一般是由供需失衡引起的,供不應求導致價格上漲。住房作為一種商品,同樣遵循這一客觀經濟規律。從我國房地產需求看,除了剛性的居住需求外,在目前我國投資渠道狹窄、實際利率為負的情況下,房地產投資也可以看作“剛性需求”。我國近幾年房價過快上漲,最根本的原因還是供求矛盾突出,從2005年開始,銷售面積與竣工面積的比例從1∶1提高到了2010年的1.37∶1,2010年商品房銷售10.43億平方米,而竣工只有7.6億平方米,供需缺口持續加大。因此,從長期來看,房地產市場的剛性需求將有效支撐房屋價格,如果市場供應不能繼續增加、未來供應緊缺預期不變,市場難有根本性轉變,房價上漲壓力仍然會比較大,高企的房價是果,而不是因。
而“新國八條”大部分政策的落腳點均集中于抑制需求方面,對疏導需求、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應的實質性措施不多。文件重點提到了增加保障房建設用地供應,對于增加商品房用地供應的規定是:“商品住房用地供給總量原則上不低于前兩年平均實際供給量”,這意味著今年的供給量會大大低于去年,不是增加供給而是減少供給,因為2009年是負兩位數增長,雖然2010年總供地增長了30%多,但兩年平均下來則是減少而不是增加了。并且文件中保障性住房、棚戶區改造住房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設用地供應總量的70%的規定,更有可能加劇市場對于保障房大幅增加擠壓商品房用地供應的擔憂,從而導致商品房供應量減少、進一步加劇供求矛盾、強化人們的商品房緊缺預期而推高房價。這樣,供需失衡的格局難以有根本性改變,被政策暫時壓制的需求很有可能在未來強力反彈,引起房價的再次報復性上漲。
五、各地公布房價調控目標情況參差不齊
截至3月31日,全國600多個城市共有50多個城市公布了本地區年度“新建住房價格控制目標”,近九成城市未按規定期限公布房價調控目標。在一線城市中,上海首先打破沉默,3月28日晚間,上海公布全市2011年度新建住房價格控制目標,確定今年新建住房價格漲幅需低于全市年度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水平,新建保障性住房面積高于商品住房面積,居民住房保障水平明顯提高。而北京是目前唯一提出“穩中有降”房價控制目標的城市,3月29日晚間北京市政府稱:將加大住房保障力度,廉租住房應保盡保,公共租賃住房保障能力明顯提高;新建普通住房價格與去年相比穩中有降。深圳和廣州則目標一致,即2011年全市新建住房價格指數的漲幅低于全市本年度GDP和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
從目前公布的二、三線城市房價控制目標來看,武漢、鄭州、太原、濟南、西安、蘭州、海口、昆明、銀川、貴陽等大多數省會城市公布了2011年的新建住房價格控制目標,其中部分省會城市,房價控制目標基本控制在10%左右,還有部分城市表示漲幅“不高于本年度全市生產總值增速”或“小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在剩余的省會城市中,長沙、石家莊、長春、福州、南昌、南京、哈爾濱、西寧等尚未出臺目標。西部一些省會(自治區首府)城市在公布調控政策時,都相對較晚,西部城市最近兩年房地產市場才開始啟動,原本基數就比較低,如果參照東部控制在10%左右,政府可能會覺得吃虧,說到底還是受到土地財政情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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