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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見到效果之前,調控不會收手。”央行金融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梁猛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問題是,效果是什么?房地產行業、樓市出現怎樣的調整和變化,才是調控期待的效果?我們缺乏量化的指標。”
梁猛的觀點代表了相當大一部分業內外人士的判斷,調控會持續,但這樣的調控需要改革解決本身存在的問題后,才能發揮更好的效果。
對于調控是否會持續,從開發商到專家,再到政府人士,幾乎都是肯定的態度;但該怎么持續,是一成不變繼續還是大刀闊斧調整后再繼續,卻有著太多不同的理解。
面對目前調控體系的問題,其轉型、化解爭議的空間在哪里?梁猛表示,首先在于解決量化調控目標效果的指標,同時保證數據的真實、可靠,以及相關調控政策執行的公平性。
梁猛指出,在判斷調控效果的指標中,核心就在于房價。其他相關的指標,都涵蓋在其中,可以通過房價這個指標得以反映,“價格能說明的東西太多了。”
調控什么時候會收手?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首先需要解決的是調控收手的標準問題。以目前的基本判斷,重要指標是價格回歸到合理水平,但并沒有量化,回落多少才是合理水平。“目標不明確,無疑會影響調控的過程,會出現更多的不明確和混沌狀態。”梁猛說。如GDP增長的目標等,這些是可以量化的指標,但評價調控的效果恰恰缺乏這樣的量化指標。
梁猛表示,房地產對GDP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涉及的相關行業相當廣泛。目前看來,一旦房地產行業出現大的下滑,眾多相關行業將應聲下跌,屆時相關行業產能過剩的問題、就業的問題等等,都將爆發。
其次是城市化,“我個人比較不太贊成以城市化為手段推動經濟發展”。梁猛直言,中國的城市化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相比,有著完全不同的基本面情況。中國龐大的非城市居民群體,可能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城市化能夠徹底解決的,除了大力推進城市化、讓農民進城之外,更需要通過發展農村
沒有量化的指標,總是不能及時知道“什么時候過頭了”。過去這么多年中,我們看到的是,房地產一調控,就會拖累一大堆產業陷入困境,到時政府又得出手救;而往往救過頭后,房地產又成為一個強大推動力使國民經濟再次走向過熱,就又得出手調控。“這恰恰是房地產甚至整體經濟的一種常態,在平衡的中軸線上下波動,周而復始。”梁猛說。
影響這一“中軸線波動”的關鍵則是在房地產對GDP的貢獻層面。
目前,大量的農民異地移動,已經帶來了城市住房壓力、就業壓力、二代問題等一系列問題,本地化解這一城市化需求的重要性很顯然。
梁猛認為,現有房地產的調控政策體系,還需要“大改大調”,才能實現持續相對穩定的平衡。梁猛重點建議,可以考慮對現有的土地儲備制度進行調整改革。其次,國有企業在房地產開發市場的優先權問題也需要解決。企業有遠近,已經顯著影響到政府在調控政策執行中的公信力。
房地產調控一輪又一輪,政策也一再調整,梁猛表示,目前的調控政策體系,還需要更長更全面的思考和設計。“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在認真做這件事兒?”
也有業內專家指出,房地產調控長期以來存在弊端和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例如非市場化層面的一些矛盾,或許需要通過對某些政府部門的重新設置和職能的調整改革,才有可能從根本上化解
最關心調控是否會持續、持續多久的,無疑是眾多開發商們。
梁猛坦言,對調控開發商從來都叫得很厲害,任何時候都會拿出一堆問題來讓你解決。事實是,盡管今年市場受調控影響一直低迷,但實際上不少開發商在嚷嚷的同時,整體業績依然實現了較快的增長。
真正會影響大局的或許是保障房工程,即其背后的“雙軌制”住房體系。梁猛直言,地方保障房不合理、不合法甚至腐敗現象的頻繁出現,是這一制度最終實施效果的一個巨大不確定性因素,不排除這些因素最終將徹底破壞“雙軌制”的成效。#p#副標題#e#
當前保障房項目的盈利能力,始終將是項目開發者最關注的問題。盡管大部分各類地方國企承擔了大量地方保障房的建設任務,但作為“經濟動物”,如果項目不能賺錢,保障房的危機永遠存在。
“盡管目前包括發改委等有關部門已經發文,允許相關保障房開發企業可以通過發債等渠道進行融資,問題在于,這些債務最終怎么還、誰來還、一旦形成銀行壞賬怎么辦。”梁猛的擔憂,正是近期業內外人士最為關注的話題之一。“這并不是危言聳聽,以目前保障房的投資收益體系,例如大量租賃型的保障房項目,開發企業龐大的債務如何償還,銀行在這方面也極為謹慎。” 梁猛說。龐大的地方債務,依靠地方財政,難度非常大,尤其是當地方的土地財政收入在持續調控下出現大幅度萎縮的時候,保障房項目的債務急需尋求一個科學的償還機制。
保障房分配體系同樣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首先就是入圍指標的難題,始終存在爭議。例如規定月收入5000元以下可以入圍保障房,那么略高于5000元收入群體的住房,就是個問題。如何制定分配標準是一個技術難度很高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