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說不能用平均價,我也不愿意用平均價,更愿意用中位數,但中國沒有中位數的統計。許多人說北京還有更高的房價,是的,不是每個人都能住在天安門附近。而平均價又恰恰說明還有許多房價低于平均價,否則又怎么會有平均價呢?
一方面在爭論買不起,一方面又都在想買最貴最好的房子,而所有集中于房價高低的爭論中,都討論的是購買財產而不是討論居住權利。實際居住權利再一次證明與房價的高低無關,而只與政府的責任相關。租房在中國似乎變成了一種恥辱,那么這種教育的結果一定來自于政府長期政策的誤導,而既不是來自于市場中的房價。房價的上漲最高告訴社會,住房除居住之外還有投資與保值的功能,不動產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會產生增值收益,但居住權利不等于擁有財富卻一定是來自于政策的導向。
當年的豆角、白菜并未發生質的變化,但當年的住房與今天的住房相比則在質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建設材料的使用、設計的合理性、配套的齊全和節能等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僅停車這一項就能充分顯示出新老小區之間的設計差別和生活的方便性差別。而質的變化差別又怎么能僅僅用價格去同比呢?當住房的質量發生了變化之后,價格難道不應發生變化嗎?普通雞蛋與柴雞蛋的價格還有極大的差別,又何況住房的配套與環境。住房本身的材料與設備的變化都必然影響價格,既然中國的城市越來越好,城市的價值在不斷提升,那么又怎么可能讓中國新建的住房在城市價值的提升中貶值呢?
如果從拉動經濟增長的角度看,防止通脹而實行限購大約還能找到一絲合理性,但如果房改的目標是為了改善民眾的居住生活條件,則沒有任何道理限購了。在城市化提速的發展階段,任何的行政限制措施都不會對市場和經濟的增長帶來任何益處。限購無疑并不會給居民生活的改善和經濟增長帶來任何好處,也絕不會更有利于住房條件的改善。
上海市出臺的房產稅試點只對政策之后的房產征稅不對此前的房產征稅。政府在擔心會引發一股各城市的搶購之風,都在提前購買而避免房產稅的征收,因此出臺各種形式的限購措施。如此的大規模限購,那么又何必出臺這種房產稅試點呢?
抑制需求無論如何都不會有利于解決住房問題,試圖讓房價下跌到讓所有的中低收入家庭都擠到市場中解決住房問題也必然會失敗。
當我們提出要在市場經濟中加強政府的保障功能并建立住房保障體系時,政府認為應用購買型的經濟適用住房和小戶型的普通商品房來代替,把政府應承擔的責任推給市場。當我們提出應"居者有其所"而非"居者有其屋"時,政府仍將注意力關注于"兩限房""經濟適用住房"上,非得讓所有人都必須購買并擁有住房財富,從而讓所有的羊群都擠到一條獨木橋上。于是本來是一場以解決居住條件改善為主的改革變成了一場以擁有家庭住房財富為主的爭奪戰,房價成為了住房制度改革的攔路虎。
住房制度改革到底是改善居住條件讓居者有其所,還是為增加家庭財富讓居者有其屋,這不僅是個目標也是個路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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